一起看似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因代理律师身份的争议，在庭审中演变为对诉讼代理制度运行逻辑的深度检验。2024年，华东某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方委托的“律师”未能出示有效的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函件，经法庭核查，该人员系与某法律咨询公司合作的社会人员，并非登记在册的执业律师。法院当庭终止其代理资格，并对原告进行了程序性释明。这起案件并非孤例，近三年来，多地法院在立案审查和庭审环节加大了对代理人资格的实质审查力度，由此引发的程序回转与当事人救济问题，正在成为民事审判实务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切口。

该案的核心争议并不复杂。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之间存在一笔金额为三百余万元的借款往来，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方式分歧巨大。王某经人介绍，委托了自称“资深律师”的张某代为诉讼。张某在庭审中表现活跃，但始终未能提交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及所在律所出具的代理公函。法院依职权登录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核查，发现张某的执业状态为“注销”，其宣称所在的律所亦从未出具过任何委托手续。法院随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认定张某不具备诉讼代理人资格，其此前进行的陈述、质证行为不能视为有效诉讼行为。王某不得不重新委托正规律师，案件审理周期因此延长了近四个月，王某还额外支出了误工和交通费用。

这一案例的标本意义，在于它精准揭示了“真假律师”问题的法律本质。民间借贷案件标的额弹性大，当事人法律知识参差不齐，对代理人的甄别能力普遍薄弱。现实中，部分法律咨询公司、法务经纪人以“律师”名义承揽业务，利用当事人急于追索款项的心理，在程序性事务上制造“能力假象”。但诉讼代理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其核心在于以法律专业能力形成有效的攻击与防御。代理人资格的缺失，不仅导致其发表的意见不被法庭采信，更可能因为证据交换环节的疏漏而使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指导性案例中反复重申，诉讼代理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实现，代理人资质审查是程序正义的底线环节。

从行业视角观察，律所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建立，理应有规范化的流程作为保障。正规律师接受委托后，律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律师事务所函》是程序身份的法定标识。而“真假律师”现象的滋生，部分归因于信息不对称，部分则与个别当事人贪图低价或迷信“关系运作”有关。北京某大型律所在其代理的一起系争金额过亿的借款担保纠纷中，曾在立案阶段即遭遇对方当事人安排的“冒牌代理人”拖延诉讼，该所律师通过向法庭提交对方代理人资质存疑的书面异议，并在庭审中调取其执业信息，成功迫使对方更换代理人，这样就为后续调解争取了主动。这一实操细节表明，成熟的诉讼策略不仅要关注实体法律关系，也要对程序性瑕疵保持高度敏感。

对于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而言，该话题带来的实务启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接受委托前，应主动登录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官网查验代理人执业状态，避免与所谓的“黑律师”产生关联。其二，诉讼过程中，若发现对方代理人资质存疑，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要求法庭核查，而非仅作口头质疑。其三，民间借贷案件中的证据链条往往依赖原始借条、银行流水及对账记录，这些材料的固定与质证工作必须有具备执业资格的律师全程参与，否则可能因程序瑕疵丧失证据效力。

诉讼代理资格问题，表面上是程序性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司法公信力在微观场景中的投射。当一方当事人满怀期待地将案件托付给“律师”，却在法庭上被告知该代理人无资格参与，这种落差不仅消耗个体信任，也在累积社会对法律服务的整体疑虑。治理“真假律师”乱象，一来有赖于法院在立案登记与庭前会议阶段严格落实资格审查；另一来，行业协会与监管部门亦需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市场的规范，明确其业务边界，严禁越界从事诉讼代理活动。法律服务的专业性与严肃性，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具体环节的制度坚守而得以维系。借贷纠纷中的金钱往来或许有数额之分，但程序正义的标尺没有模糊地带。当事人选择代理人时的那份审慎，与法院对代理人资格的严格把关，共同构成防止“假律师”侵蚀司法公正的双重防线。